侯宝林编四句歪诗逗笑毛主席 一段相声藏着新旧时代变迁

发布时间：2026-09-13 12:32:48  浏览量：1

1993年，纪念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的全国征文活动落下帷幕。

一篇题为《毛主席听我说相声》的投稿，在成千上万的作品里脱颖而出，拿到了一等奖。

这篇文章的作者，是个几乎没上过几天学，早年在北京天桥靠“撂地”卖艺讨生活的相声艺人。

他就是侯宝林。

更让人唏嘘的是，颁奖的那天，侯宝林已经离世七年了。

这位从底层摸爬滚打了一辈子的相声大师，用自己的笔，把当年和毛主席听相声的那些往事，留在了文字里。

没人能想到，那个在天桥画圈卖艺、连饭都吃不饱的穷孩子，后来会站在中南海的舞台上，用几句即兴编出来的歪诗，把平日里听相声从不笑出声的毛主席，逗得哈哈大笑。

这背后藏着的，不只是一段艺人与领袖的趣闻，更是整整一代曲艺艺人，从旧社会的“下九流”，走到新社会的文艺工作者的完整人生。

1917年的冬天，侯宝林出生在天津的一户穷苦人家。

他是满族人，家里穷得叮当响，连吃饱饭都是奢望。

他甚至没能记住自己亲生父母的模样，四岁那年，舅舅把他送上了去北京的火车——不是走亲戚，是把他送给了地安门织染局胡同里一户姓侯的人家当义子。

养父侯连达，曾经在清末的载涛贝勒府里当厨师，是个八旗子弟，日子原本还能勉强维持，至少能给孩子一口饭吃。

可谁也没料到，没过几年，养父就失业了。

这一失业，整个家的日子直接垮了。

侯连达换了好几个差事，可赶上时局动荡，换一个地方倒闭一个，家里的积蓄很快就花得精光。

侯宝林只断断续续念了三个月的书，就被迫辍学了。

从那之后，北京的胡同里，总能看到一个瘦小的孩子，穿着破了洞的布鞋，风里来雨里去。

他捡煤核、卖报纸、拉水车，到粥厂门口排队打粥，什么苦活累活都干过。

北京的冬天像刀子一样刮在脸上，他的脚趾头从破布鞋里露出来，冻得通红，还是得接着跑，慢一步，当天的饭就没着落。

可穷日子里，侯宝林的两个天赋慢慢露了出来。

他记性特别好，耳朵格外灵，对什么新鲜事都好奇。

天桥那片是当时北京最热闹的地方，说书的、唱戏的、变戏法的、说相声的，三教九流挤得满满当当。

侯宝林没钱买票进园子听戏，就站在人群后面偷偷听。

听完一段，他自己躲在没人的地方就能跟着哼出来，不光调子准，连台上演员的语气、神态，都能学得惟妙惟肖。

12岁那年，养父看着家里实在揭不开锅，干脆让他出去学一门能混饭吃的手艺。

他一开始先拜了师父学京剧，练了一阵才发现，自己的嗓子条件不算顶尖，更重要的是，学京剧熬出头得十几年，他等不起。

直到他第一次接触到相声，瞬间就找到了归属感。

这门手艺不靠天生的好嗓子，靠的是嘴皮子的利索，靠的是临场反应的机灵劲儿，靠的是对台下观众心思的拿捏。

这些东西，侯宝林好像天生就会。

之后他先后拜了常宝臣、朱阔泉两位师父，正式在北京天桥、鼓楼一带“撂地”演出，说单口相声。

很多人不知道“撂地”是什么滋味。

艺人就在空地上用白灰画一个圈，路过的行人站在圈外围着看，一段说完，觉得好笑的，就往圈里扔几个铜板。

没有舞台，没有灯光，没有报幕员，手里只有一把折扇、一块醒木，剩下的全靠一张嘴。

你得把路过的陌生人牢牢“拴”在原地，让他们心甘情愿停下脚步，站着听完一整段，才舍得掏钱。

要是包袱抖得不对，节奏没跟上，人走光了，当天就一分钱收入都没有，晚上就得饿肚子。

这种来自生存的压力，比任何大剧院的舞台都要残酷。

侯宝林在这种环境里磨了整整十年。

台下的观众是什么脾气，哪个包袱在哪个节点抖出来能响，说到哪一句观众容易走神，这些东西没有任何教科书能教，全靠他在无数次演出里，从观众的反应里一点点摸出来的。

1940年，23岁的侯宝林和郭启儒正式搭档，开始合演对口相声。

两个人一捧一逗，配合得严丝合缝，节奏紧凑，包袱密集，台风又稳，很快就在北京的相声圈里站稳了脚跟。

这一年，他入行已经快十年，终于不用再靠“撂地”讨生活，能进园子演出，能靠相声手艺安稳吃上饭了。

可他那时候还不知道，自己这辈子最重要的一位特殊观众，还在千里之外的战场上，为了建立一个全新的中国浴血奋战。

1949年，北平和平解放，整座城市的空气都变了味道。

对于当时天桥里的绝大多数曲艺艺人来说，一开始没人能说清楚“解放”到底意味着什么。

大家只知道，街上的兵换了，可日子还是要过，饭还是要自己挣，观众还是得靠自己的本事留住。

可没过多久，新的变化就来了。

当时的戏曲界讲习班和报纸上，开始不断有人指出，旧社会的相声里有太多低级庸俗的内容。

这话一点都不夸张。

旧时代的相声，为了迎合底层观众的喜好，段子里混着不少荤段子、伦理哏，还有不少拿普通劳动人民的缺陷开玩笑的笑料。

这些东西在旧园子、撂地的场子上能响，可放在全新的社会语境里，显然已经格格不入。

很多相声艺人一开始还不理解，觉得改了这些老段子，观众就不爱听了，自己的饭碗就要丢了。

可侯宝林比所有人都看得明白。

他自己就是从最底层的苦日子里摸爬滚打出来的，他太清楚，要是相声不主动求变，不把那些糟粕的东西剔除掉，这个流传了上百年的行当，迟早会被新社会彻底抛弃。

1949年8月，侯宝林报名参加了北平戏曲艺人讲习班。

在这段集中学习的日子里，他第一次系统地听到了《社会发展史》《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》这些课程，也第一次明白了“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”到底是什么意思。

这些话在别人听来可能是抽象的口号，可在侯宝林这里，全是能落到实处的道理。

他自己就是从工农兵里走出来的，他最懂普通老百姓喜欢什么，需要什么。

讲习班结束之后，侯宝林心里已经下定了决心，要给相声这门老手艺，来一次彻彻底底的改革。

1949年秋天，侯宝林接到通知，要去香山给毛泽东、朱德等中央领导人表演相声。

那时候北京城的接管工作还没有完全收尾，香山的演出场地布置得简单朴素。

侯宝林站在台上，看着台下坐着的这些刚刚带领全国人民打出一个新中国的领导人，心里多少有点紧张。

他稳了稳心神，把准备好的相声认认真真演完，台下响起了热烈的掌声。

走下台的时候他才反应过来，自己说了十几年的相声，以前从来都是给花钱买票的观众演，今天，自己的手艺第一次站在了这样的舞台上。

他突然意识到，相声再也不只是自己养家糊口的工具了。

1950年1月19日，北京前门箭楼，“北京相声改进小组”正式挂牌成立。

侯宝林和孙玉奎、常宝霆等一批思想开明的相声演员，成了这个小组的发起人。

老舍先生、语言学家罗常培等文化界的知名人士，也主动过来给他们提供帮助和指导。

大家凑在一起，把旧社会流传下来的几百段传统相声，一段一段拿出来筛。

把里面的荤段子、伦理哏、拿残疾人开玩笑的糟粕内容全部删掉，再往里面加入贴近新时代生活的内容。

以前的相声，大多是讲家长里短、民间趣事，现在他们开始创作新段子，讲劳动模范的故事，讲抗美援朝的英雄事迹，讲老百姓在新社会里的新生活。

那段日子，侯宝林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扑在了相声改革上。

他没日没夜地改稿子，和搭档们一遍一遍在台下试演，观察观众的反应，不合适的地方立刻就改。

很多老艺人一开始不理解，说侯宝林这是砸相声的饭碗，可没过多久，经过改良的新相声一上台，立刻就受到了老百姓的热烈欢迎。

大家这才发现，去掉了那些低俗糟粕的相声，照样能让人笑得前仰后合，还能让人听完之后心里觉得敞亮、有劲儿。

相声这个曾经被人看不起的“下九流”行当，在侯宝林这一代人的手里，彻底脱胎换骨，成了能登上大雅之堂，能给全国人民带来欢乐的新文艺形式。

从那之后，侯宝林就经常接到去中南海演出的通知。

他慢慢发现，毛主席特别喜欢听相声，几乎每次晚会，都要特意点侯宝林的节目。

可时间长了，侯宝林也摸出了一个规律：毛主席听相声，从来都不会像普通观众那样笑得前仰后合。

他总是坐在沙发上，手里拿着一支烟，安安静静地听，听到特别有意思的地方，最多也就是嘴角微微上扬，轻轻点一点头，很少会放声大笑。

身边的工作人员都知道，主席平日里日理万机，脑子里装着全中国的大事，性格又沉稳，很少有什么事能让他彻底放下心事开怀大笑。

有一次演出结束之后，侯宝林站在后台琢磨。

他想，自己说了一辈子相声，能逗得普通老百姓哈哈大笑，要是能让平日里连听相声都不笑的主席，痛痛快快笑一回，那才是真的把相声说到了极致。

他没有特意去准备什么特别复杂的大段子，反而动起了即兴创作的心思。

有一回，中南海的晚会又开始了，侯宝林和郭启儒搭档上台，说了一段传统相声《醉酒》。

段子里讲的是两个喝醉了酒的人，互相吹牛皮，一个人指着前面的卡车说“你敢躺在马路上吗？我敢躺在马路中间”，另一个人指着手电筒的光柱说“你顺着柱子爬上去，我就敢躺”，醉汉说“我不上去，我一上去你就把灯关了”。

这段子本来就十分诙谐，台下的观众听得津津有味。

可说到一半，侯宝林临时起意，在原有的段子之外，即兴加了四句自己编的“歪诗”。

他故意捏着嗓子，摆出一副老学究摇头晃脑的样子，一字一句地念：

“胆大包天，房上有砖。

壶中有酒，怀里没钱。”

这四句话，没有什么高深的文采，全是大白话，可每一句都透着普通人生活里的那点诙谐和自嘲。

前两句说“胆大包天”，结果下一句立刻接“房上有砖”，瞬间就把吹牛皮的劲儿给戳破了。

后两句说“壶中有酒”，本来是潇洒的意境，转头就说“怀里没钱”，把普通人过日子的那点窘迫和趣味，全给抖了出来。

旁边捧哏的郭启儒一下子就接住了包袱，故意瞪大眼睛问他：“你这叫什么诗啊，怎么一点章法都没有？”

侯宝林一本正经地回答：“这是我自己编的，叫‘四不像打油诗’，专门说咱们普通人的日子。”

话音刚落，台下原本安安静静听相声的毛主席，先是愣了一下，紧接着就哈哈大笑起来。

他手里的烟都差点拿不稳，笑得身体都微微往后仰，身边的工作人员跟着一起笑，整个演出厅里全是轻松欢快的气氛。

那天晚上，毛主席笑得特别开心，演出结束之后，他特意把侯宝林叫到身边，和他聊了好一会儿。

毛主席笑着说：“你那四句歪诗编得好，比很多正经的诗都有意思，老百姓听得懂，还能让人乐出来。”

侯宝林站在旁边，心里暖乎乎的。

自己说了一辈子相声，从天桥的撂地场子走到中南海的舞台，从一个连饭都吃不饱的穷孩子，走到今天能给领袖说相声，能得到这样的认可，这辈子的苦，都值了。

从那之后，侯宝林每次去中南海演出，都会特意准备几个贴近生活的小包袱，偶尔还会即兴编几句这样的打油诗。

他知道，主席每天要处理那么多国家大事，神经一直绷得紧紧的，自己的相声，能让他在百忙之中抽出一点时间，痛痛快快地笑上几分钟，这就是自己作为一个文艺工作者，能做的最有意义的事。

两个人之间，慢慢就成了很熟悉的朋友。

有时候演出结束，毛主席还会留侯宝林坐下来，和他聊一聊相声的历史，聊一聊老北京的民俗，甚至还会和他讨论几句传统相声里的典故。

侯宝林没读过多少书，可他走南闯北见得多，肚子里装着一肚子民间的学问，总能和主席聊到一块儿去。

有一次，毛主席还特意和他说：“相声是个好东西，能让人放松，还能让人明白道理，你要好好把这门手艺传下去，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听到好相声。”

这句话，侯宝林记了一辈子。

后来的日子里，侯宝林把所有的精力，都投入到了相声的整理和传承里。

他带着相声改进小组的成员，跑遍了全国各地，收集整理了几百段濒临失传的传统相声，把它们全部记录下来，去其糟粕，取其精华，编成了正式的文字资料。

以前的相声艺人，手艺都是口传心授，从来没有留下过完整的文字稿，很多老段子，老艺人一去世，就彻底消失了。

侯宝林做的这件事，相当于给整个相声行当，留下了一份完整的家底。

他还先后收了很多徒弟，把自己一辈子在舞台上摸爬滚打出来的经验，毫无保留地传给了下一代相声演员。

他常和徒弟们说：“咱们说相声的，不能光想着逗人笑，你得让观众笑完之后，心里能留下点东西。以前我们在天桥撂地，是为了混口饭吃，现在我们是文艺工作者，得对观众负责，得对这门手艺负责。”

到了晚年，侯宝林依旧没有停下脚步。

他开始拿起笔，把自己这一辈子的从艺经历，把那些和相声有关的往事，一段一段写下来。

他没上过几年学，写字全靠后来自学，可他写出来的文字，朴实又真诚，没有半点花架子。

《毛主席听我说相声》这篇文章，就是他晚年坐在书桌前，一笔一划写出来的。

他没有写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件，只是把当年在中南海演出的那些细节，那些和毛主席聊天的小事，安安静静地记录了下来。

没有夸张的修饰，没有刻意的吹捧，全是一个老艺人最真实的回忆。

1993年，这篇文章在纪念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的征文中拿到了一等奖。

很多人读到这篇文章的时候，都忍不住红了眼眶。

大家从字里行间里，看到的不只是一段领袖和艺人的趣闻，更是一个从旧社会最底层走出来的手艺人，在新社会里，靠着自己的努力，把一门“下九流”的手艺，变成了能登上大雅之堂的艺术的完整人生。

侯宝林这一辈子，见过太多的大风大浪。

他在天桥的寒风里捡过煤核，在撂地的圈子里为了几个铜板拼尽全力，在旧社会的压迫下忍气吞声，最后在新社会里，靠着自己的双手，成了受人尊敬的人民艺术家。

他用那四句即兴编出来的歪诗，逗笑了平日里从不放声大笑的毛主席，也用自己一辈子的努力，把相声这门民间艺术，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。

直到今天，我们再回头看侯宝林的故事，依旧会觉得感动。

他的人生，就是新旧两个时代最好的缩影。

在旧社会里，他是被人看不起的穷艺人，连活下去都要拼尽全力。

在新社会里，他靠着自己的天赋和努力，成了全国人民都喜爱的相声大师，能站在国家领导人的面前，用自己的手艺，给所有人带来欢乐。

那些他整理下来的相声段子，那些他教出来的徒弟，那些他留在舞台上的经典瞬间，直到今天，依旧在给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带来笑声。

他用一辈子的时间证明了，一门民间艺术，只要心里装着老百姓，只要愿意跟着时代往前走，就永远不会过时。

而那段他即兴编出四句歪诗，逗得毛主席哈哈大笑的往事，也成了新中国文艺史上，一段温暖又鲜活的趣闻，被一代又一代的人，一直传下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