谭咏麟说「可能是最后一次」，「告别」这个词又被叫响了

发布时间：2026-09-13 20:30:00  浏览量：1

你家里如果还压着几张演唱会票根，可以翻一翻：有没有哪一张，上面印着「告别」两个字。

如果有，那张票多半没有兑现。不是歌手失信——是「告别」这两个字，在香港乐坛，从一开始就不是拿来兑现的。

二〇二六年九月十一日晚，香港红馆。谭咏麟七十六岁，从升降台上台，一个人唱了四十一首，唱到二十三点三十五分。散场前他说了一句：

「今次唱完之后，非常有可能是谭咏麟最后一次在香港红馆开唱，所以大家要珍惜。」

注意他的措辞。是「在红馆」，不是「不再唱」；是「非常有可能」，不是「一定」。六月的发布会上，主办方和他本人都交代过，「终极篇」是这轮大型世界巡回的收官，

不代表退出歌坛

。

但这句话传出去，第二天在很多标题里，它已经被写成了「告别演唱会」。

「告别」这两个字，说了三十七年了。而说这两个字的人，后来大多回来了。

一九八九年，香港开始有演唱会把「再见」两个字写进名字里。

那年九月十七日，张国荣宣布退出歌坛。年底，他在红馆开始《告别乐坛演唱会》，从十二月二十一日唱到次年一月二十二日，红馆三十三场。

六年之后，一九九五年，他宣布复出，签约滚石唱片。同年推出专辑《宠爱》，亚洲年度销量突破二百万张，香港本地六白金，排在当年 IFPI 香港分会全年销量榜第一位。

三十三场说走，六年之后回来。这中间没有人指责他说话不算数。

因为「告别」这两个字当时已经被当成

一个演唱会名字

在用，而不是一份契约。

一九九二年，另一场规模更大。

据公开资料，许冠杰在一九九二年年初宣布退休；二月，无线电视在尖沙咀丽晶酒店为他办了一场《许冠杰光荣引退汇群星》，当晚香港演艺圈几乎到齐。三月，他在红馆办《许冠杰光荣引退演唱会》——

四十一场，刷新了当时香港歌手在红馆的场次纪录。

更早一点，一九九〇年那张《香港情怀90》里，有一首《急流勇退》。据后来的说法，那时他已经有了退的念头。歌先写下来，话隔两年才说出口。

四十一场这个纪录，四个月后被徐小凤以四十三场打破。而那四十三场，没有人把它叫作告别演唱会。

同一批数字，一个叫了「引退」，一个连名字里都没提这件事。

但许冠杰这个例子的分量不在这里，在后面。

二〇〇四年四月，他宣布复出。距离他宣布退休，隔了十二年。

复出的演唱会叫《继续微笑会歌神》，从六月五日起在红馆开唱，首轮十场，之后一段一段加开，到当年十月，累计三十八场。

据当时统计，那三十八场的入场人次

接近五十万

；而一九九二年那四十一场，合计

四十二万人次

。

场次少了三场，人多了七八万。

也就是说，他「回来」那一次，比他说「退休」那一次卖得更好。

这不是一个孤例，但它是最清楚的那一个：说「最后一次」的时候，票房卖的是情绪；回来的时候，票房卖的还是情绪，只是换了一个方向。

要理解这件事，得先看那个能装下一万二千人的地方。

香港体育馆一九八三年四月二十七日启用，四面台计，座位超过一万二千个。在它之前，香港能办大型演唱会的场地，主要是伊利沙伯体育馆，约三千五百座。

三千五百人的场地，办不出一场告别。不是办不起——是那个场面不成立。一万多人一起站起来的那种动静，得先有一万多个座位。

但红馆不只是一个更大的场子，它有一套自己的规矩。

红馆如今属康乐及文化事务署辖下。据公开资料，订租申请最早可在租用月份前十二个月提出，最迟在租用月份前三个月；申请须以公司或团体名义，个人名义不受理。批期由一个小组投票决定，但这个小组怎么组成、按什么准则，公开资料里查不到。

圈内人对这套规则的总结很直白：没准则，也不知道是谁在决定，所以个个都去争。

结果是：黄凯芹入纸红馆二十二次都没排上。据媒体报道，李玟、汪明荃、钟镇涛也都曾被红馆拒过。

还有一个细节——

即使这位歌手只打算开一场，他前后也要预定至少四天。

我做港乐内容这些年，看演唱会排期表比看歌单多。看多了会发现：理解香港的演唱会，得先看那张档期表，而不是那张歌单。

把上面几条放在一起，「告别」为什么好用就很清楚了——一个档期争得这么难，一旦拿到，谁都想把它用满。而「最后一次」，是所有售票说法里成本最低的一句。

红馆的租金不是一口价。据二〇一三年媒体披露的康文署数据，基本场租为

每日门票总收入的百分之二十

（以较高者为准）；演出新颖节目或海外世界级艺术家的古典节目，优惠至百分之十五。

同一份数据里，红馆二〇一二年全年收入一万二千八百九十二万港元，平均每天约三十五万进账。从二〇〇九年的四千一百五十万，涨到二〇一一、二〇一二年的约一点二亿，连年增长超过五成。

这意味着两件事。

第一，场馆和主办方是分成的

，票房好不好，双方共担。第二，场次越多，越能把舞台、乐队、制作的固定成本摊薄。

香港的演唱会长期走「低门票、多场次」的路子——用专业舞台设备把成本压住，单张门票定得不高，靠场次堆出总量。这种模式下，稀缺感不靠加价，靠说法。

而「最后一次」，恰好是一种成本极低的说法：它既不承诺未来，也不否认过去。

再往上一层，是排期。二〇二六年这一轮，谭咏麟隔了十一年才回到红馆开个唱；香港站一共十场，排成两段——九月十一至十五日的「无言感激篇」，九月十八至二十二日的「情不变篇」。一个七十六岁的歌手，把十场拆成两段，中间空三天。

这不是情绪安排，是日程安排。

「告别」被挂在了一次巡演周期的末尾，而不是一个人生的末尾。

说了三十多年，总有一次是真的。

二〇〇三年十一月六日到十五日，梅艳芳在红馆开了八场。

那场演唱会的正式名称叫《梅艳芳经典金曲演唱会》。

「告别」两个字，不在主办方给出的那个名字里。

后来的人叫它「梅艳芳告别演唱会」。这个名字是补上去的。

这里就是全文最要紧的一处：

「告别演唱会」不是主办方颁发的类别，它是媒体和观众叫出来的一个类型名。

没有名册，没有标准，也就没有人需要为它负责。

类型名没有约束力。所以说了可以不算，不说也可以是最后一次。

三十七年里，「告别」这两个字被叫了无数次；真正兑现的那一次，名字里恰好没有它。

回到今年的红馆。

谭咏麟那晚的原话，前面加了三层限定：非常、可能、在红馆。

这不是含糊。这是一个七十六岁的歌手能给出的最准确的版本——把大型巡演这件事收掉，人还留在小场子里。六月的发布会上，他和主办方都没有用过「封麦」「告别乐坛」这类说法。

但外面已经这样叫了。我把那天前后相关的内容翻了一遍，「告别演唱会」这五个字被用了很多遍。

「告别」这个词就是这样运转的：

歌手说的是一个档期的结束，行业叫的是一个时代的结束。

两边都没说谎，因为这个词本来就同时装着两件事。

它既是承诺，也是生意。而且更多时候，它是后者——只是被说成了前者。

我做港乐内容这些年，评论区问得最多的一句话是：这次是不是真的最后一次。

问的人其实多半知道答案。他们只是想再听人确认一次——确认这个词还有点分量。

写这篇之前我数过一遍：从一九八九年到二〇二六年，三十七年。「告别」这两个字在这条线上出现了一轮又一轮，我自己看得到的兑现，只有一次。

但这不影响它有效。一场演唱会最贵的东西不是舞台，是「必须现在去」这个理由。而「最后一次」，是成本最低的那个理由。

下次再看到「告别演唱会」这五个字，可以多想一层：说这句话的人，可能只是把这一轮唱完了。

而真正的那一次告别，往往安静得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