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位“文字辈”在相声界地位最高，深得侯宝林青睐，连师叔辈马志明也恭敬称他为先生

发布时间：2026-08-28 01:55:25  浏览量：2

1958年，天津一间后台里，苏文茂刚刚说完一段文哏相声，台下掌声并不喧闹，却持续了很久。同行听得明白，这段表演没有多少热闹的包袱，也没有刻意拔高声调，靠的是字句、节奏和分寸。

有人问他：“苏先生，您这相声怎么听着不像在逗乐？”

苏文茂笑了笑：“相声不是只有逗乐，能让人听懂、听进去，也算本事。”

这句话，几乎可以看作他一生的艺术注脚。

在相声界，苏文茂并不是最喜欢抛头露面的演员，却被许多同行视为“文字辈”中地位极高的一位。他的名气，来自长期积累的艺术功底，也来自同行之间极少见的认可。侯宝林对他格外器重，马志明这位相声世家的后辈，也一直恭敬地称他为“先生”。

所谓“先生”，不是简单的客气话。

相声行当讲究师承，也讲究艺德。辈分可以排出先后，真正的分量却要靠舞台和时间来证明。苏文茂的特殊之处，恰恰在于他没有把“文哏”说成书斋里的清谈，而是让这种看似安静的艺术，在剧场里站住了脚。

一、相声最难的地方，不在于让人笑

相声演员要让观众笑，并不算最难。一个夸张的表情，一句出人意料的话，一个突然加快的节奏，都可能引来笑声。

难的是，笑过之后，观众还愿意回味。

苏文茂走的就是这条路。他擅长文哏，重视语言的准确、结构的严密和人物关系的推进。很多段子放在别人嘴里，容易说成单纯的“掉书袋”；到了他这里，知识不是炫耀，而是包袱的骨架。

他常说，文哏不能只顾着“文”，也不能忘了相声的“哏”。如果满口典故，却没有生活气息，观众听着会累；如果只剩插科打诨，又失去了作品的层次。

这份分寸感，正是苏文茂最难模仿的地方。

他的吐字不急。该停的时候停，该收的时候收。一个词的重音，一处故意留下的空白，都有安排。观众往往不是在第一秒就大笑，而是在听明白之后，才发现其中的巧妙。

相声行里有句话，叫“说学逗唱”。苏文茂尤其重视“说”字。说得清楚，才能让人物立得住；说得自然，才能让包袱落得稳；说得有文化而不卖弄，才算真正把文哏说活。

这看似慢，实则最考验功力。

二、从天津曲艺土壤里磨出来的演员

苏文茂1937年出生于天津。天津的曲艺环境，对他的艺术道路影响很深。

那里的茶馆、戏园和曲艺场所，聚集着大批说书、唱曲、说相声的艺人。观众见多识广，耳朵也挑剔。艺人一句话说得不顺，一段活铺垫得不稳，台下很快就会有反应。

在这样的地方成长，演员很难靠花架子混下去。

苏文茂早年接触曲艺，后来拜赵佩茹为师。赵佩茹是相声史上极有分量的演员，擅长捧哏，也重视基本功。他对弟子的要求，不只是把段子背下来，更要弄清楚每句话为什么这样说，每个包袱为什么在这里响。

赵佩茹曾提醒弟子：“台上不能糊弄人。”

这句话听起来普通，实际分量很重。相声演员面对的是活生生的观众，语言稍有含混，逻辑出现漏洞，观众立刻能够察觉。

苏文茂在这样的训练中，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。他不追求一味热闹，而是把功夫放在文章结构和人物神态上。后来与朱相臣搭档时，两人一捧一逗，风格相互映衬，成为天津相声舞台上颇有特色的一对组合。

朱相臣的捧哏稳，苏文茂的逗哏细。一个负责托住，一个负责铺陈。这样的搭档关系，表面看是你来我往，实际上每一句都要相互照应。

苏文茂并非只靠个人聪明。他的艺术成熟，离不开师父的严格要求，也离不开天津曲艺环境长期而复杂的磨炼。

三、侯宝林为什么格外看重他

侯宝林是“宝”字辈相声演员中的代表人物，1917年出生，长期致力于相声艺术的整理、改进和提高。他对相声的要求，不只是能逗笑，还要讲究语言文明、内容健康和艺术格调。

在不少人印象里，侯宝林最重视传统相声的改造。实际上，他同样注意发现后辈演员身上的长处。苏文茂的出现，让侯宝林看到了文哏相声继续发展的可能。

有一次，同行谈到苏文茂的表演，侯宝林评价说：“他是有学问的相声演员。”

这句话听着像夸奖，里面其实有严格标准。相声演员有文化，不等于把书本知识全搬上台；真正的文化修养，应当化进语言、节奏和人物塑造里。

苏文茂正是这样做的。

他演出时很少故意表现自己“懂得多”，而是把典故、成语和旧式语言放进人物嘴里，让它们成为情节的一部分。观众听到的是人物在说话，而不是演员站在台上讲课。

侯宝林欣赏的，正是这种克制。

有意思的是，侯宝林本人台风利落，语言明快，舞台感染力极强；苏文茂却更安静、更细腻。两人的风格并不完全相同，但对相声艺术的理解有相通之处：不能只靠低级趣味取悦观众，不能把相声说成杂乱的笑话堆砌。

侯宝林对苏文茂的认可，也让许多同行重新认识了文哏的价值。过去有人觉得，文哏不够热闹，难以成为舞台主流。苏文茂用实际表演说明，只要文章扎实、语言有味，安静的相声同样能够留住观众。

四、“文字辈”的辈分，不能只看年龄

相声界的辈分关系，常常让外行感到复杂。一个演员年纪不大，却可能因为师承关系成为前辈；另一个演员年龄更长，按门派排列反而要称对方为师兄。

“文字辈”便是相声传承中的一个重要说法。苏文茂、侯耀文、马志明等人，虽然师承各有不同，却常被放在相近的辈分体系中讨论。

但苏文茂与马志明之间，还有一层更细的师承关系。

马志明出生于1945年，是马三立之子，后来拜朱阔泉为师。朱阔泉与赵佩茹之间存在师承上的联系，因此在相声门内，马志明与苏文茂的关系，并不能简单按照年龄判断。

马志明成名早，艺术个性鲜明，尤其擅长传统相声和贯口类作品。他在同行面前却十分尊重苏文茂，常称其为“先生”。

有人不理解：“您也是名家，为什么对苏先生这样称呼？”

马志明回答：“称先生，是敬他的艺，不是只看辈分。”

这句话说得很实在。

马志明懂门道，也懂得相声行里的分寸。他知道，辈分是师门传下来的秩序，称谓是对艺术修养的认可。苏文茂在文哏方面的造诣，足以让同行放低姿态认真听。

相声圈里，真正令人服气的从来不是头衔。能让同行在台下愿意请教，在台上愿意配合，在私下愿意尊称，才是多年功夫换来的声望。

五、文哏不是旧知识的堆积

苏文茂留下的作品中，能够看出他对传统文化材料的熟悉。他说相声时，常涉及典故、诗文、历史人物和旧时社会生活。

但他并不把这些内容孤零零地摆出来。

在《文章会》一类作品中，语言本身就是戏。演员要把文人的习气、读书人的自负和生活中的窘迫结合起来，不能只靠背诵文章。观众笑的不是某个典故本身，而是人物拿学问装门面，最后又被现实拆穿的反差。

这需要演员有文化，也需要演员懂生活。

苏文茂的“文”，从来不是冷冰冰的。他能够把旧式文人的腔调说得像模像样，又能在关键处露出人物的可笑。那种笑，带着观察，不靠粗俗刺激。

他说过，演员不能离开生活。书本里的句子再漂亮，离开了人物和情境，也很难变成相声。

这也是文哏最容易走偏的地方。有人把文哏理解成语速慢、词藻多、声音稳，结果听起来像背课文。苏文茂则把“文”与“哏”牢牢扣在一起：文字负责搭台，人物负责生动，包袱负责落地。

他的表演有时甚至故意显得一本正经。越是认真，越显出人物的不合时宜；越是把礼数做足，越能反衬出其中的荒唐。

不得不说，这种幽默很高级，但并不故作高深。

六、他留下的，不只是几段相声

苏文茂在舞台上的价值，还在于他为后来者提供了一种范本。

这个范本不是让所有人都模仿他的语气，也不是要求演员都去说古文，而是告诉后来者：相声可以有不同面貌，演员不必人人都靠喧闹取胜。

有人适合快节奏，有人适合强烈的表演，有人适合塑造市井人物。苏文茂则把细密、含蓄和文化气息发展成了自己的长处。

他的艺术道路并非一直轻松。相声表演需要适应不同场合，既要面对剧场观众，也要承担广播、电视等传播形式的变化。文哏作品对听众的知识背景和注意力都有要求，如何让作品既保留味道，又不显得隔膜，是演员必须解决的问题。

苏文茂没有简单迎合。他保留了文哏的筋骨，也不断调整表达方式，让人物更清楚，让情节更紧凑，让包袱不至于淹没在典故里。

这份坚持，使他在相声界形成了鲜明位置。

2015年，苏文茂在天津逝世，享年78岁。对许多听过他现场演出的人来说，他的声音并不高亢，却有一种稳定的穿透力。那不是靠嗓门压住全场，而是靠每个字都落在该落的位置。

侯宝林的器重，说明他在前辈眼中有艺术分量；马志明的尊称，说明同行对他有真切敬意。至于“文字辈地位最高”这样的说法，虽带有民间评价的色彩，却并非凭空而来。

苏文茂一生没有把自己包装成传奇人物。他只是反复打磨一句话、一段情节、一个人物，年复一年地站在台上，把文哏相声说得有文章、有生活，也有笑声。

而在相声行当里，这样的功夫，最经得起同行的耳朵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