毛主席听相声多是鼓掌回应，侯宝林却编四句歪诗，逗得他哈哈大笑

发布时间：2026-08-30 09:14:10  浏览量：1

1949年春天，北平城刚刚解放，街面上的柳絮还没落净，东交民巷的市委机关礼堂已经热闹起来。

那天晚上有一场文艺演出，节目单提前送到了毛主席手里。他大致看了一遍，目光在“侯宝林”三个字上停了一下，对身边工作人员说，这个人的相声值得听一听，他想去。

话传到后台，侯宝林正站在镜子前整大褂领口。他手没停，嘴也没停，跟搭档郭启儒把当天要说的段子最后顺了一遍。可后来他承认，那会儿心里确实紧了那么一下子。

侯宝林从小在天桥长大，撂地说相声，什么样的观众都见过。拉车的、扛活的、做小买卖的，走累了蹲在路边听一耳朵，听不进去抬脚就走，听高兴了往地上扔个铜子儿。那种环境里练出来的艺人，按理说没有什么台能让他犯怵。

可那天不一样。台下坐着的，是刚进了北平城的毛主席。

那天晚上侯宝林和郭启儒压轴出场，说的是《婚姻与迷信》。段子里讲老式婚礼的讲究，讲新旧社会对待婚丧嫁娶的不同，包袱一个接一个往外抖，台下笑声基本没断过。毛主席坐在下面，听得很认真，时不时点一下头，脸上带着笑意，但并未出声大笑。

演出结束后，毛主席对侯宝林给出了极高的评价。根据在场的人后来回忆，那番话的大意是，侯宝林是个难得的人才，对语言有很深的研究，肚子里有学问，将来完全可以成为语言方面的专家。

一个没念过几年书的街头艺人，被国家领导人称为“语言专家”，放在1949年那个节骨眼上，这份评价有多重，懂行的人一听就明白。

从那天起，侯宝林和毛主席之间，开始了一段长达二十多年的特殊交往。

一个爱听，一个会说，可笑声总隔着一层

新中国成立后，侯宝林进了中央广播说唱团。身份从江湖艺人变成了国家文艺工作者，吃饭的玩意儿没变，还是那一张嘴，还是那身灰大褂。

进中南海说相声，慢慢成了常事。

有个数字在很多资料里都出现过：毛主席前前后后听了侯宝林大约一百五十段相声。新创作的段子五十多个，传统段子将近一百个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侯宝林隔三差五就得准备新活儿，老段子也得经常翻新，不能每次拿一模一样的东西去应付。

杨尚昆同志后来有句话流传很广，大意是：能让主席这样高兴的，只有侯宝林，侯宝林是国宝。

“国宝”两个字安在一个说相声的人头上，全国找不出第二个。

可侯宝林心里清楚一件事：毛主席爱听相声，却很少放声大笑。

段子再响，包袱再脆，台下别人笑得前仰后合，毛主席大多只是嘴角向上翘一翘，常常以点头、鼓掌来表达赞许。常去中南海演出的演员都留意过这个状态。有人觉得这是领袖应有的稳重，有人说是性格使然。侯宝林不这么想。他私下琢磨，一个喜欢听相声喜欢到听了上百段的人，难得开怀大笑，这算怎么回事？

这话他没跟人明说，就搁在心里。每次上台前，他都跟自己较劲：别的观众笑不笑，他不太在意；毛主席笑不笑，他真往心里去。

不是要逞能，也不是非要跟谁比个高低。他就是觉得，一个人听相声听了几十年，得有多喜欢这门手艺，才会静静听完一百五十段？这份喜欢，配得上一场痛痛快快的笑。

这个念头，一搁就是十几年。

四句不挨着的诗，让笑声冲了出来

机会来的时候，一般不提前打招呼。

具体是哪一年哪一月，不同资料的记载有些出入。但那天现场的情景，很多工作人员记了很多年。

侯宝林站在台上，穿着素净的大褂，表情认真，板板正正地开口念了四句诗：

“胆大包天不可欺，张飞喝断当阳桥。虽然不是好买卖，一日夫妻百日恩。”

四句话念得字正腔圆，语气沉稳，像在朗诵什么千古名句。

第一句带着股江湖气，第二句是三国里的典故，第三句像做买卖的人在街边叹气，第四句突然转到夫妻情分上。四句话各说各的，中间连个过渡的影子都没有。逻辑碎了一地，可单独拎出哪一句，都像模像样。

台下观众先是一愣，紧接着笑倒一片。这个包袱的妙处就在错位，错得越离谱，笑得越厉害。侯宝林越是一本正经，现场效果就越足。

毛主席也愣了一下。他盯着侯宝林看了片刻，似乎没反应过来。

紧接着，笑声出来了。

不是平日里那种含蓄的、收着的笑，是从胸腔里往外涌的、拦都拦不住的笑。笑得痛快，笑得彻底，笑得身边工作人员都愣住了——他们中不少人跟了毛主席多年，很少见到他听相声笑得如此开怀。

后来有人回忆那一刻，描述笑得前仰后合，眼泪都快出来了，这类说法带有文学渲染，但没人否认，那是毛主席听相声笑得最开怀的一次。

侯宝林事后跟朋友提起这件事，说那是他这辈子最得意的一回。

得意什么？不是观众多，也不是掌声响，是那个难得放声大笑的人，终于被他逗笑了。

人这一辈子，能遇到一个懂你的人不容易；能凭自己的本事，让那个懂你的人开怀一笑，更难。侯宝林用了半辈子等来这一个瞬间，值了。

乱世岁月，风雨之中的艺人

1966年之后，文艺界风浪骤起。

侯宝林那些说了半辈子的传统段子，一夜之间被扣上“封建糟粕”的帽子，他本人也受到冲击，家被抄过，历经不少磨难。

现实当中的侯宝林，身处逆境，并没有被磨难磨掉内心的豁达。只是这份豁达，更多是内心的隐忍自持，并非舞台上抖包袱式的戏谑。

很多人后来讲这段经历，把侯宝林说得悲壮无比。可他自己提起那段岁月，语气平淡得像在说别人的事。身处动荡之中，他不是不怕，只是知道惧怕于事无补，只能尽量从容地面对命运的起伏。

穿着虫蛀大褂录完最后一套完整影像

1975年1月，四届全国人大在北京召开，侯宝林以人大代表身份出席。开会期间，侯宝林接到一项任务：为病中的毛主席录制相声。

这个时候，距离他上次正式登台已经快十年了。十年不上台，换谁都手生。他去服装间翻出一件灰色大褂，那是说相声的老行头，放得久了，上面被虫蛀出不少小洞。他没换，就穿着这件带洞的大褂上了场。

怕忘词，工作人员把台词抄成大字报，挂在摄像机旁边，他对着念。有人说这个细节透着心酸，堂堂一代相声大师，居然落到对着大字报念词的地步。可侯宝林自己不这么看。他这人向来实在：忘了词就看着念，没什么可遮掩的。说相声的，要的是把段子说利索、说透，不是摆个花架子给人看。

还有个难题：临时调来了几十名战士当观众。这些战士大多是年轻人，不太熟悉传统相声，哪儿该笑、哪儿该鼓掌，心里没数。工作人员想了办法，找几个懂行的人坐在台下，手里拿着小旗子。侯宝林说到该笑的地方，旗子一举，大家就跟着笑。

那回一共录了十个大段、两个小段。《卖布头》《戏剧杂谈》这些后来还能看到的珍贵影像，就是那次留下的。因为主席病重，时间紧迫，所有段子一次录完，没有重来的机会。

这也是侯宝林一生唯一一套完整的演出录像。

一个说了一辈子相声的人，最后留给后人的完整影像，是在那样一种特殊的情况下完成的。穿着虫蛀的大褂，对着摄像机，看着旁边的台词，一句一句地说下来。没人觉得寒碜，反倒让人心头一热。

快十年没登台的老艺人，一听说是给毛主席录段子，二话不说就应下了。他图什么？无非是知道，那个人在病床上还想听相声。而他能做的，就是把自己嘴里这点活儿，最后再使一遍。

一块不走的手表，和留得下来的笑声

1976年，毛主席逝世。

侯宝林写了一篇回忆文章，题目叫《毛主席听我说相声》。文章里没有多少大词，也没有刻意拔高，就是用一个说相声的老艺人的口吻，把几十年的交往原原本本记了下来。

从1949年第一次见面，到后来一次次进中南海演出，到那四句不挨着的诗逗笑毛主席，再到最后那套录像。写得很平实，像在台前说一段往事。

1993年，纪念毛主席诞辰一百周年，“毛泽东与我”征文活动评奖，这篇文章拿了一等奖。可颁奖的时候，侯宝林已经不在了。

他1993年2月4日在北京去世，距离获奖消息传出来，只差了几个月。

奖品是一块镀金手表，表盘上印着毛泽东头像，全国只做了一百块。侯宝林的女儿侯錱代父亲领回了那块表。

一块印着毛主席头像的镀金手表，发给了一篇写毛主席听相声的文章的作者。可作者已经不在了。表如今早就不走了，但那些笑声还留在时间里。

回头想想，这两个人的故事，说到底就一句话：

一个爱听相声，一个会说相声。

听的人听了几十年，把说的人当成了“语言专家”；说的人说了一辈子，用四句歪诗，换来了一次难得的开怀大笑。

没有多少大道理，就是一个民间艺人，凭本事赢得了尊重。

真正让人记住的，从来不是排场和头衔，而是你有没有那个能耐，在别人心里留下一点真东西。

笑声，就是最真的东西。

那四句诗，今天再念还是前言不搭后语：“胆大包天不可欺，张飞喝断当阳桥。虽然不是好买卖，一日夫妻百日恩。”

可每次念完，总让人想起中南海的某个晚上，那一次难得的开怀大笑。

这就够了。

人这一辈子，能遇到一个懂你的人不容易；能凭自己的本事，让那个懂你的人开怀一笑，更难。

侯宝林做到了。

不是靠运气，是靠半辈子在台上磨出来的手艺，靠那股天塌下来也能先把活儿演好的劲头，靠一个艺人对这门手艺最朴素的敬畏。

他留给后人的，不只是那些珍贵的录音录像，更是一个道理：把手里的活儿干到最好，让懂的人看见，这就是最大的体面。

注：本文素材参考侯宝林本人回忆文章及公开文史资料；文中部分神态、场景描写属于通俗叙事加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