热线不是擂台，公权力不是私器

发布时间：2026-09-12 11:30:00  浏览量：1

前些日子，一个演唱组合在徐州办了四场演出，十天之内，12345热线收到将近四万九千件相关诉求。这个数字是什么概念？一条政务热线，本来是用来解决老百姓看病难、办证慢、路面破损、路灯不亮这些实打实的问题的，结果短短十天，被一场演出的粉丝塞进了接近五万件诉求。更要命的是，这近五万件诉求里，百分之四十七点五四的人要求整改双人或者多人舞台，百分之三十三点八一的人要求完整保留双人或者多人舞台。两派人马，针锋相对，谁也不让谁，把一条服务全体市民的政务热线，当成了饭圈互撕对线的擂台。

表面上看，这是一个公共资源被滥用的问题。12345是有运行成本的，每一件诉求都要接听、登记、分派、反馈，大量的人力物力被消耗在粉丝的情绪发泄上，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反而可能排不上队。很多评论文章也是这么写的，把矛头对准畸形的饭圈文化，批评粉丝把公共场域当成了自家后院，说这是对公共服务的入侵。这些批评都对，但我总觉得，它们停留在了现象的表层，没有看到水面之下那个更值得关注的问题。

在我看来，这件事真正可怕的地方在于，一些年轻人正在熟练地掌握一种本领，那就是利用公权力去打压乃至消灭自己看不顺眼的人和事。你品一品这两派粉丝的逻辑。反对的一方，不是不喜欢就不看，不是在网上骂两句就算了，而是拿起电话，找到政务热线，用“整改”这个带有强烈行政色彩的词，要求公权力出手，改变舞台的呈现方式。支持的一方呢，同样不是默默买票捧场，而是也要打热线，也要投诉，也要公权力表态。双方争的表面上是一个舞台怎么摆，实际上争的是同一个东西，谁能调动公权力站到自己这一边，谁就算赢了。至于是不是打扰了别人，是不是浪费了公共资源，是不是把一个本来大家高高兴兴的事情搅得鸡飞狗跳，他们根本不在乎。

这个逻辑是非常危险的，因为它已经不是简单的表达不满，而是把公权力当成了实现个人好恶的工具。一件事我看不惯，我不需要去说服任何人，我也不需要拿出什么站得住脚的理由，我只需要让权力出面，把这件事摁下去，把这个人处理掉。只要目的达到了，手段无所谓。这种思维方式，上了年纪的人其实并不陌生。我们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，对这一套再熟悉不过了。那时候人和人之间闹矛盾，不是讲道理，不是摆事实，而是互相举报，往上扣帽子，打语录仗，比谁的调门高，比谁的帽子大。表面上争论的是观点对错，实际上干的都是同一件事，就是借助国家机器的强制力量，置对手于死地。亲人之间、同事之间、邻里之间，多少怨恨就是这么结下的，多少家庭就是这么散掉的。那是一段谁都不愿意回头的历史，我们用了很大的代价才从中走出来，用了很长的时间才重新学会人和人之间应该有的分寸和信任。

可是你看今天这些年轻人的做派，举报、投诉、告密，话术翻新了，渠道升级了，从写大字报变成了打热线，从贴标语变成了刷话题，但内核是同一个内核，就是我不想跟你讲道理，我只想找个更大的力量来碾压你。更值得注意的是那个调门。现在很多事情，明明是口味之争、喜好之别、观点之异，一开口就上纲上线，这个影响青少年，那个危害价值观，动辄就要上升到需要治理的高度。原本大家笑笑就过去的事情，被无限放大成必须严惩的问题。顺便说，前段时间有关郭德纲在演出中用《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》的旋律，改编成自己搞笑的歌词，这也没有什么大惊小怪，更不值得为此大动干戈。但偏偏就有些看似“很正义”的人士，跳出来向有关部门举报，这同样是一种非常令人不齿的现象。这种现象如果任其蔓延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一个社会如果人人都学会了用举报解决问题，那最后的结果必然是人人自危。你不知道哪句话说错了会被人记下来，你不知道哪个无心之举会被人拿去投诉，你不知道身边坐着的是朋友还是等着抓你把柄的人。到了那一步，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信任就垮了，社会就撕裂了，而撕裂的伤口，几十年都不见得愈合得好。

那么这个问题要怎么解？我的看法是，根本出路在于公权力自己要有定力，要有边界感。

第一件事，公权力要尽可能少地介入私人恩怨。这里说的私人恩怨是广义的，包括那些纯属个人好恶、口味偏好、生活方式差异的争议。偶像的舞台上几个人，这本质上是一个审美问题、商业问题、观众和演出方的契约问题，不是一个需要行政部门裁断的是非问题。粉丝们吵得再凶，只要没有违法违规，没有侵害他人的实际利益，公权力就应该站稳中立的立场，不接这个茬。今天接了舞台几个人这个茬，明天就会有人投诉别人发型不对、穿衣不妥、说话不中听。口子一开，堤就守不住了。公权力一旦表现出对这类诉求的响应，哪怕只是和稀泥式的响应，就等于向所有人释放一个信号，投诉是有用的，闹是有用的，谁嗓门大谁得利。那样的话，热线永远不会清净。

第二件事，也是更难的，就是整个社会要对那些无伤大雅、不那么高尚的言行保持最大限度的宽容。人非圣贤，谁都有点毛病，谁都有点不那么体面的小爱好、小癖好、小情绪。有些人喜欢站在道德高地上，今天批评这个低俗，明天指责那个堕落，仿佛全社会都该按他的标准活。这种人古今中外都有，你越理他，他越来劲。对那些真有害的东西，法律和社会规范自然会管。但对剩下的大量属于“看着不顺眼但其实碍不着谁”的事情，我们要学会的就是三个字：“随他去”。一个社会成熟的标志，不是它消灭了所有看着不顺眼的东西，而是它容纳了各种各样不顺眼的活法还能正常运转。宽容不是纵容，而是一种自信，一种相信多数人的判断力、相信时间会淘洗掉真正糟粕的自信。如果我们没有这个自信，事事都要管起来，那这个社会的活力就会被一点一点抽干，最后剩下的只有一潭死水般的正确。

第三件事，对那种别有用心、动辄上纲上线的人，要给予不予理睬的冷淡。这种人最擅长的就是制造紧张，把小事说成大事，把个人好恶包装成公共利益。对付这种人，最好的办法不是跟他对骂，也不是顺着他的逻辑去辩解，而是让他的算盘落空。他投诉一百次，公权力理都不理，他上纲上线一百次，大家都觉得他无聊，他自然就没劲了。举报告密之所以风行，从来不是因为举报者有多正义，而是因为举报有效。只要无效，甚至反噬，这股风自然就刮不起来。

第四件事，对于那些借举报生事、捏造事实、恶意构陷的人，则要坚决打击，不能手软。要区分开正常行使监督权和恶意滥用渠道之间的界限。前者是权利，应该保障；后者是滋事，应该付出代价。没有这个区分，宽容就会变成纵容，边界就会变成摆设。只有让恶意举报者付出看得见的成本，才能让那近五万件诉求背后的模仿者三思而后行。

说到底，四万九千件诉求，荒唐是荒唐，但它是一面镜子，照出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一种病症。饭圈只是一个最容易看见的发作部位，病根子还在于某些人心里那把权力的椅子，谁都想坐上去压别人一头。治病要治本，而本就在于公权力的克制、社会的宽容，以及每一个人对举报这种武器的本能警惕。热线是修给百姓排忧解难的，不是修给任何人党同伐异的。把这一点讲清楚，守住这条底线，我们才不至于在几十年后，又一次为举报成风的年代付出代价。